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，揉搓着双手。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。“请原谅，那时你怎么办了呢？”他低语道。
　　“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。他要是从正门上楼，那我准会碰上他了。”
　　“你相信，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，或是藏在走廊里吗？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？”
　　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无论是室内，还是走廊，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。根本没有藏身之处。”
　　“谢谢你，请往下说吧。”
　　“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，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，就跟着我上楼来。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，楼底下的旁门关着，没有上锁。我们推开门，冲了出去。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，正是九点三刻。”
　　“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。
　　“这一夜天色漆黑，下着毛毛细雨，查尔斯街空无一人，可是，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，车辆行人络绎不绝。
　　我们连帽子也没戴，就沿人行道跑过去，在右手拐角处，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。
　　“‘出了盗窃案，’我气喘吁吁地说道，‘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。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？’
　　“‘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，先生，’警察说道，‘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，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，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。’
　　“‘哎，那是我妻子，’看门人高声喊道，‘没有别的人过去吗？’
　　“‘一个人也没有了。’
　　“‘这么说，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，’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。
　　“可是我并不相信，而他企图把我引开，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。
　　“‘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？’
　　“‘我不知道，先生，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，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。她似乎很匆忙。’
　　“‘这有多长时间了？’
　　“‘啊，没有几分钟。’
　　“‘不到五分钟吗？’
　　“‘对，不过五分钟。’
　　“‘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，先生，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，’看门人高声喊道，‘请相信我，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，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。好，你不去我去。’说着，他就向左方跑去了。
　　“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，扯住他的衣袖。
　　“‘你住在哪里？’我问道。
　　“‘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，’他回答道，‘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，费尔普斯先生。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。’“我想，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，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，只见街上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，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。
　　“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，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，可是毫无结果。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，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。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，可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有找到。”
　　“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？”
　　“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。”
　　“那么，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，穿着带泥的靴子，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？”
　　“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。那时我也想到了。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，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，换上布拖鞋。”
　　“明白了。那么说，虽然当晚下着雨，却没有发现脚印，对吗？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。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？”
　　“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。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，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。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。地板上铺着地毯，不可能有地道门，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。我敢拿性命担保，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，他只能从房门逃跑。”
　　“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？”
　　“那里没有壁炉，只有一个火炉。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。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。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？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。”
　　“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。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？我想，你们检查过房间，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象烟蒂、失落的手套、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，是吗？”
　　“没有这一类东西。”
　　“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？”
　　“唉，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”
　　“啊，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，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　　“我一向不吸烟，我想，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，我就会闻出来的。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。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，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，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，看门人对这件事实也无法解释，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。警察和我一致认为，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。
　　“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，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，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。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，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。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，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。她母亲还没回来，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。
　　“十分钟以后，有人敲门。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。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，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。我们听到她说，‘妈妈，家里来了两个人，正等着要见你。’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。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，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，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。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，后来，突然认出了我，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。
　　“‘怎么，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！’她大声说道。
　　“‘喂，喂，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？为什么躲开我们？’我的同伴问道。
　　“‘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，’她说道，‘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。’
　　“‘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，’福布斯回答道，‘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，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。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。’
　　“她提出抗议，进行抵抗，都徒劳无益。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，三个人都坐进去。临走以前，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，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，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。然而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。我们一到苏格兰场，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。我非常焦急，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，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。
　　“这时，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，迄今为止，我只顾行动，根本没顾上思考。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，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，后果如何。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，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。这实在太可怕了。华生可能已告诉你，我在学校时，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。我的性格就是这样。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，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，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，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，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。我算毁了，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。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。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。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，尽力安慰我。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，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。我相信，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。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，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，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，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。
　　“你可以想象，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，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。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。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，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，但无济于事。谁都很清楚，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，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，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，不省人事，脑神经极度错乱，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，还有医生的关心，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。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，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，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，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，不过只是最近三天，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。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。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。他来到这里，向我说明，虽然用尽一切办法，却找不到任何线索；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，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。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，读者当还记得，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。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：一点是他走得晚，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。可是，事实是，在他走以前，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；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，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，象你我一样，是英国人的。无论怎么说，也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。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来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，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。”
　　由于谈话过久，感到疲乏，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，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，双目微闭，坐在那里默默不语，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，似乎是无精打彩的样子，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索着。
　　“你讲得很明白，”他终于说道，“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。但是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。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？”
　　“一个人也没告诉过。”
　　“比方说，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？”
　　“没有。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，我没有回沃金来。”
　　“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？”
　　“没有。”
　　“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？”
　　“啊，是的，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。”
　　“当然，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，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。”
　　“我什么也没讲过。”
　　“你对看门人了解吗？”
　　“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。”
　　“是哪一团的？”
　　“啊，我听说，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。”
　　“谢谢你。我相信，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。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，可是他们却不是经常能利用这些事实。啊，玫瑰花这东西多么可爱啊！”
　　他走过长沙发，到开着的窗前，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，欣赏着娇绿艳红的花团。在我看来，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，因为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爱好。
　　“天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。”他把背斜靠着百叶窗，说道，“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。按照推理法，据我看来，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，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。因为一切其它的东西：我们的本领，我们的愿望，我们的食物，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。而这种花朵就迥然不同了。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，而不是生存的条件。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。”
　　珀西·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，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。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，这样过了几分钟，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。
　　“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？福尔摩斯先生，”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。
　　“啊，这个疑团！”福尔摩斯一愣，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，回答道，“嗯，如果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难解，那是愚蠢的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，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，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。”
　　“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？”
　　“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，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番，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。”
　　“你怀疑哪一个人吗？”
　　“我怀疑我自己。”
　　“什么？！”
　　“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。”
　　“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。”
　　“你的建议非常妙，哈里森小姐，”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，“我想，华生，我们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费尔普斯先生，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。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。”
　　“我焦急万分地等着再和你见面。”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。
　　“好，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，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看你。”
　　“愿上帝保佑你成功，”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，“我知道正在采取措施，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。顺便说一下，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。”
　　“啊！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　　“他表示冷淡，但并不严厉。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。他反复说事关绝密，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，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，我的前程——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——是无法挽回的。”
　　“啊，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走啊，华生，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。”
　　约瑟夫·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，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。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，一直缄默无言，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，才张口说话：“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，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，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。”
　　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，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，可是他立即解释道：“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，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，就象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。”
　　“那是一些寄宿学校。”
　　“那是灯塔，我的伙计！未来的灯塔！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，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，我想，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？”
　　“我想他不会饮酒。”
　　“我也这样想，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。这可怜的人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。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？”
　　“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。”
　　“对，可她是一个好人，不然就是我看错了。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。去冬旅行时，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，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。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，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，她的哥哥约瑟夫·哈里森发觉这里相当舒适，便也留下来。你看，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。不过今天一天，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。”
　　“我的医务……”我开始说道。
　　“啊，若是你觉得你的那些业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……”
　　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。
　　“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，因为这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。”
　　“太好了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，“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。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。
　　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，然后我们就知道，从哪一方面来破案。”
　　“你是说，你已经有线索了？”
　　“对，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，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，才能检验它的价值。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。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。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？法国大使、俄国大使、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、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。”
　　“霍尔德赫斯特勋爵！”
　　“对，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，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。”
　　“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？”
　　“这是可能的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。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，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，同时，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。”
　　“已经进行了？”
　　“对，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。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。”
　　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，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，上面用铅笔写着：
　　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，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，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，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２２１号乙，赏金十镑。
　　“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？”
　　“即使不是也无妨。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，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，那么，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。
　　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，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，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，那么，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。对，我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，他是乘马车来的。”
　　“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。”
　　“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。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。当然，还有那铃声，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。为什么要按铃呢？是不是那个盗贼出于虚张声势？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，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。或者是出于无意的？或者是……”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，我对他的心情是颇为了解的，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。
　　我们到达终点站时，已经三点二十分了，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，立即赶往苏格兰场。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，所以他正迎候我们。这人五短身材，獐头鼠目，态度尖酸刻薄，毫不友好。特别是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，对我们更加冷淡。
　　“在这以前，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尖酸刻薄地说道，“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，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，让警方丢脸。”
　　“恰恰相反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，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。我不责怪你，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情况，因为你年轻，没有经验。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求得上进，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反对我。”
　　“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，”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，“到目前为止我从办案中的确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。”
　　“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？”
　　“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，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，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。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，我想，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，并不象她表面上装的那样。”
　　“你跟踪过她吗？”
　　“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。坦盖太太好饮酒，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饮酒，可是从她身上一无所获。”
　　“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？”
　　“是的，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。”
　　“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
　　“一切都正常。看门人刚领到年金，但他们却不象手头宽裕的样子。”
　　“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，她上去应承，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？”
　　“她说，她丈夫非常疲惫，她愿替他代劳。”
　　“对，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，这当然符合情况了。
　　那么说，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，再没有任何别的罪证了。你没有问她，那天晚上她为什么那么匆忙离去吗？连警察都注意到她那慌张的神情了。”
　　“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，所以急于赶回家去。”
　　“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，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，却比她早到？”
　　“她解释说，这是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。”
　　“她有没有说清楚，为什么到家以后，她跑进后厨房去？”
　　“她说，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，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。”
　　“她对每件事都作了答复。你有没有问她，在她离开现场时，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？”
　　“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。”
　　“好，看来你对她盘问得很彻底。你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？”
　　“这九个星期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，但毫无结果。我们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嫌疑。”
　　“还有什么？”
　　“啊，我们已无事可做，因为一点证据也没有。”
　　“你考虑没有电铃为什么会响呢？”
　　“啊，我必须承认，这可把我难住了。不管他是谁，也算是够大胆的了，不仅来了，而且还敢发出警报。”
　　“是的，这确实是件怪事。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情况。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，我会通知你的。华生，走吧。”
　　“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？”我们离开警厅时，我问他。
　　“去走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，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总理。”
　　很幸运，我们赶到唐宁街时，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。福尔摩斯递进名片，我们立即被召见了。这位内阁大臣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，把我们让到放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，他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。此人身材修长、削瘦，轮廓分明，面容亲切，卷曲的头发过早地变成灰白色，显得异常气宇不凡，果然是一位显贵的贵族。
　　“久闻你的大名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满面笑容地说道，“当然，我不能对你们的来意装做不知。因为本部仅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。可否问问你是受谁委托前来办理这件案子的？”
　　“受珀西·费尔普斯先生之托，”福尔摩斯答道。
　　“啊，我那不幸的外甥！你当然明白，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，我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。我担心这件意外事故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。”
　　“可是如果找到这份文件呢？”
　　“啊，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　　“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你，霍尔德赫斯特勋爵。”
　　“我很高兴尽我所知奉告。”
　　“你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吩咐抄写文件的吗？”
　　“是这样。”
　　“就是说你们的谈话很难被偷听吧？”
　　“毫无偷听的可能。”
　　“你是否对任何人提到过，你打算叫人抄写这份协定？”
　　“从来没有。”
　　“你肯定这点吗？”
　　“绝对肯定。”
　　“好，既然你从来没说过，费尔普斯也从来没说过，并且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，那么，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的了。他看到这是个机会，便顺手偷走了文件。”
　　这位内阁大臣笑了。
　　“你说的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了。”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说道。
　　福尔摩斯沉思片刻。“还有另外极为重要的一点，我想和你商讨一下，”他说道，“据我所知，你担心这一协定的详情一经传出，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。”
　　这位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，说道：“当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。”
　　“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？”
　　“还没有。”
　　“如果这份协定已经落到，比如说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，你认为你能听到音信吗？”
　　“我一定能听到，”霍尔德赫斯特面色不快地说道。
　　“这么说，既然将近十个星期已经过去，一直没有听到消息，这就有根据设想，由于某种原因，协定还没有落到法、俄外交部手中。”
　　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耸双肩。
　　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很难设想，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，或是把它挂起来。”
　　“或许他是在等待高价出售。”
　　“如果他要再稍等一些日子，那文件就根本一文不值了。因为再过几个月，这份协定就不成其为秘密了。”
　　“这一点非常重要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当然，还可以设想，盗贼突然病倒了……”
　　“比如说，得了神经失常，是吗？”内阁大臣迅速扫了福尔摩斯一眼，问道。
　　“我并没有这样说，”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，“现在，霍尔德赫斯特勋爵，我们已经耽搁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，我们要向你告辞了。”
　　“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，不管他是谁。”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出门外，向我们点头说道。
　　“他是一个杰出的人，”我们走到白厅街时，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不过他要保住他的官职，还要作一场斗争才行。他远不富有，可是开销颇大。你当然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。现在，华生，我不再多耽误你的正经工作。除非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有了回音，今天我就无事可作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明天能和我一起乘昨天坐过的那一班车到沃金去，我还是感激不尽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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